你是否也有善意的性别歧视？你在学校的名声如何影响教师对你的惩罚？ | 神经周周发VOL.71

原标题：你是否也有善意的性别歧视？你在学校的名声如何影响教师对你的惩罚？ | 神经周周发VOL.71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又到了周发频发的季节。人类通常会在网络上发布言论、寻找朋友，不过网络一线牵，有利有弊；性别歧视，有善有恶；而回顾前段时间结束的冬奥会，发现竞技场上也有“连胜明星效应”；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学生名声对于老师的判断又有怎样的影响？本期周发悉数为您解答。

网络一线牵，利弊要权衡

@Xhaiden

社交媒体的盛行得益于不断发展的通信技术，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各类app与他人互动，这也有助于维持与家人、朋友、伴侣之间的关系。 社交媒体中三种最常见的关系维持行为是社会交往 （social contact） 、回应寻求 （response seeking） 和关系保证 （relational assurances）。 社会交往 是一种沟通行为，比如对他人的帖子进行评论。它象征着沟通双方在彼此生活中的存在感和参与感。因此，社会交往越强，朋友和情侣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也越高。与家人的关系可能不受社会交往的影响，一项针对Facebook的追踪研究表明，只有与非家人的关系亲密度会随着社会交往增加而上升。 反应寻求 是为了获得某人的关注而向整个社交网络传播信息的行为。尽管在社交网络发布信息可以减少孤独感、增强社会支持，但反应寻求作为一种关系维持策略，更强的反应寻求意味着更低的关系满意度和投入。这可能与通过反应寻求来获得他人关注不易成功有关。毕竟，向整个社交网络发布信息意味着个性化的缺失。 关系保证 是通过消息来表达自己想要维持关系的意图。分享合照、更新自己的关系状态、在个人的状态照片中加入情侣等都属于关系保证行为。很多研究都表明，拥有明确的关系状态或者上传情侣的照片与更加快乐、健康的情侣关系息息相关。针对美国年轻人的研究还发现，在关系破裂之后，这些象征着关系保证的信息会很快从个人网络资料中消失。

-Ana Duje -

此外，根据 媒体多重性 （media multiplexity），使用的媒体数量和关系亲密程度有正向关联，情侣之间的关系亲密程度越高，他们之间的沟通越多、沟通行为的多样性越高。这也就是亲密的情侣在哪儿都是亲密状态的原因。无论是常用的微信，还是不常用的QQ空间，甚至在学校论坛，你也能发现他们一如既往的亲密。毕竟，相比只在微信展现另一半，在全平台都能看到伴侣身影，更让彼此安心。 但社交媒体也不是完全没有弊端，以冷落 （phubbing） 和监视 （surveillance） 两种行为为例。 冷落是被研究最多的一种对面对面社交的干扰手段，比如因手机使用而忽略交流：你女朋友和你说着话，你却一直低头玩手机，只是应付着“嗯，嗯，嗯”。情侣之间的冷落会让人感觉到排外、缺少回应、不够亲密，关系满意度也会变低，关系满意度更低、面对面交流更少的情侣日常出现冷落的频率也要高于平均水平。 但有趣的是，冷落眼前的人，与网络上的朋友交流，是“在线文化”的一部分。一些社会期望会希望人们总是保持在线状态、可以被随时找到，这或许是网络时代中面对面沟通与线上交流的某种角力。 监视 是另一种不利于亲密关系的行为。社交媒体给了人们能够持续地知道另一方社交动态的机会。而对他人互联网的监视意味着对对方的不信任、担心对方于他人交往过密，甚至是怀疑对方的不忠。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期的元分析表明关系质量与社交媒体监视之间并无关联，监视的影响可能还要进一步考虑个体依恋类型和双方交往特点。 有人因网络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好友，有人因网络和伴侣即便异地也能恩爱，也有人因网络冷淡了原有的家人朋友，那你会如何使用社交媒体呢？

参考资料

竞技场上的“连胜明星效应”

@Lynn

在北京冬奥会上，苏翊鸣将一金一银收入囊中，成为中国最年轻的冬奥冠军；已斩获一金一银的谷爱凌在U型场地技巧比赛中再次不负众望；奥运“四朝元老”齐广璞以高难度动作最终圆梦夺金。

群英璀璨的竞技场上，他们的成功为什么如此引人注目？2021年一篇发表在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上的文章就指出， 相较于团体，人们更愿意看到个人取得连胜，Walker和Gilovich称其为 “连胜明星效应”（Streaking Star Effect）。

实验1选择Calcio Fiorntino（一项起源于意大利的足球运动）场景，将参与者分配到团队和个人两种条件当中，分别要求他们想象米兰队或Roberto Moretti个人在六场比赛中连胜。自我报告的结果显示，参与者们更愿意看到Roberto Moretti的连胜。实验2在知识竞赛场景中验证了这一结论，实验3控制了竞争对手的数量，仍然重复了之前的结果。

-Drew Bardana -

研究者假设，个人的连胜激发了更加强烈的敬畏感，从而导致人们更加希望继续看到个人连胜。敬畏感体验是以宽广的感知为特征的。它代表着形状、视野、数量、能力或阶级的无限性超越了个体现有的认知框架，因而需要新的图式来拓展世界观。实验4证实了敬畏的中介作用，而实验5发现，无论对于男性还是女性，连胜明星效应和敬畏的中介作用均存在。

实验6进一步探索了个人连胜能够引发更强烈敬畏感的原因，发现个人成功促进了特质性归因，但团队的成功可能由于团体中个人的能力、好的领导、团队“化学反应”等等，团队成功引发的敬畏感被“稀释”。

进而，连胜明星效应是否仅仅反映了人们希望看到个人成功超过团队成功，而无关先前一段时间内的杰出表现呢？实验7a和7b的结果显示，这种效应只在连胜的情形下出现。实验8还证实了由成功的个人经营的公司相较于成功团队被认为值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文中的9项实验共同反应了我们对于个人连胜的渴望，显示了人们对于个人和群体的不同认知和态度。而赛场上每一个夺金时刻、每一名运动健儿的努力都值得被我们铭记和尊重。

参考资料

Walker, J., & Gilovich, T. (2021). The streaking star effect: Why people want superior performance by individuals to continue more than identical performance by grou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20(3), 559–575. https://doi.org/10.1037/pspa0000256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Xhaiden

很多人在学生时代都遭受过老师的惩罚，但当学生做了坏事或行为表现不佳时，老师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惩罚不同的学生。例如，不管是否真的如此，老师们看待优生和差生的眼光就是不一样的。某天优生迟到了，老师可能会问迟到原因，并提醒下次不要再迟到了，但某天差生迟到了，老师可能会恨铁不成钢地展开一番批评教育。 为什么老师对不同学生的惩罚力度会有不同呢？

已有研究表明，假如让老师们想象某学生在一周内连续两次品行不端（两次事件之间并无关联），他们的惩罚力度会逐渐增加。并且，将学生视为“捣乱者”的程度，可以用来预测他们最终想要惩罚该生或是期望该生得到惩罚的意愿强度。但老师不可能时时刻刻盯着学生，对学生的一举一动亲眼见证，那二手经验（如传闻、学生的名声等）会如何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惩罚呢？

首先， 名声指的是群体对于某位成员在个人品质方面的一系列判断。好名声被认为是一种资产，可以确保获得有价值的资源。在学校里，来自老师的夸奖和高分都是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当学生表现出品行不端时，他们的好名声能起到缓和作用，老师们不至于做出过重的惩罚，这可能也是优生自带光环的原因吧。与此同时，坏名声的影响却很是严重。

其次，老师们有自己的圈子，他们会在相互交流中了解学生的情况，比如班主任就可以从任课老师嘴里了解哪些学生上课调皮。 来自其他老师的消息便是一种重要的二手经验。

-Nick Shepherd -

Peroz和Okonofua发表于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的研究探索了 二手经验对老师们的影响。参与研究的老师们被随机分配到四种情况：坏名声的黑人学生Darnell、好名声的黑人学生Darnell、坏名声的白人学生Greg和好名声的白人学生Greg。

过往研究表明，黑人学生比白人学生遭受校园惩罚的风险要更高，在未知其他信息（如名声）的情况下，老师们对多次品行不端的黑人学生的惩罚力度会逐渐增加，他们更容易给黑人学生贴上稳定的“捣乱者”标签。当黑人学生品行不端时，老师们会将此归因于他们的固有品质，惩罚更重，而当白人学生品行不端时，老师们会将此归因于情境的影响，而非某些持续的问题，惩罚更轻。

在这项研究中，老师们需要设想自己新学期来到一个新班级，在阅读花名册时发现了Darnell/Greg的名字，并且曾经从别的老师那儿听说过他们的好/坏名声。紧接着，老师们会相继了解到该生的两次品行不端，第一次是该生期中考试迟到，你询问请假条，该生不回答。你再度询问，该生把请假条砸在了你的桌子上，影响了班级的考试氛围。三天后，该生第二次表现不佳，他想要安静地坐着，什么也不干，认为你打扰了他。你给他布置了阅读任务和其他工作，他什么也没做，你认为他疯了。

老师们需要在每次得知品行不端后对该生做出以下评价：（1）他的行为有多严重？（2）他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维持班级秩序？（3）他有多令人恼火？（4）他应该得到多严重的惩罚？

第二次老师们还需要评价：（1）你有多大可能认为他是个捣乱者？（2）你建议校长给予他2天禁闭的意愿有多强？（3）看到他未来被停学你感觉轻松的程度有多大？

-Nick Shepherd -

结果表明，对于黑人学生Darnell，无论是好名声还是坏名声，老师们对他的惩罚力度都会逐次增加，而对于白人学生Greg，只有当坏名声时老师们对他的惩罚力度才会逐次增加。此外，相较于坏名声，好名声会让老师们给Darnell贴上“捣乱者”标签的意愿和未来惩罚他的意愿略微减弱（尽管不显著），但会让老师们更愿意认为Greg是个“捣乱者”，更希望他未来受到惩罚。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藏在种族歧视背后的可能是名声的影响。黑人学生也好，差生也罢，哪怕是道听途说，老师们也会下意识觉得他们的名声不好，这种推断会影响他们对学生的批评惩罚，甚至更希望学生受到惩罚。

参考资料

性别歧视也分善意和恶意吗？

@Linjin

国内一位知名女rapper歌手在去年的音乐节中说了这样一番话：“男生也有很多梦想，想做球员，想做游戏玩家，但是到了十八岁他们的梦想成了买房买车。所以我们应该给心爱的男孩子一些宽容和理解。”这句话拆开来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合在一起阅读时，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明显的“善意性别歧视”（ Benevolent sexism）的例子。

善意性别歧视在上世纪九十年代首次被Glick及Fiske提出。它将女性描绘为“纯洁而天真、举止传统且十分娇弱”的形象。而男性的形象则是“自愿牺牲自己以保护脆弱的女性”。善意的性别歧视将男性视作为女性提供生活保障的人，且无法拥有纯洁女性的男性是不成功、不完整的。与此同时，女性也必须依赖男性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回看这位rapper的言论，恰巧正是“女性应对男性体贴，因为男性牺牲自己的梦想，只为了保障女性的物质需求”言论。

-Isabel Seliger -

几乎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善意性别歧视”的接受程度、甚至是支持率都远远高于 “敌对性别歧视”（Hostile sexism）——一种更为常见的歧视类型，认为男性天生优越而聪明能干，而女性愚笨无知，不配有任何权利而只该服侍男性。

而实际上，善意与敌对的性别歧视之间有高达0.9的极强关联性，这意味着大多表面上爱护女性的善意歧视者，实际上潜意识中也认同“女性不该也不配强于男性”。大多数人，尤其是女性，似乎并未意识到善意性别歧视的危害性。联合国1998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女性反对敌对的性别歧视，却与男性有着相差无几的、针对女性的“善意性别歧视”。尤其是古巴、尼日利亚和南非的女性，甚至比男性有更高的歧视女性比例。

当一个社会开始赞美那些脆弱可怜、满足男性保护与征服欲望的女性时，它也同时在捍卫“女性无能”的刻板印象。本质上只是保护权利的主导群体（男性）凌驾于少数群体（女性）之上的优越感。

参考资料

Glick, P., & Fiske, S. (2001). An ambivalent alliance: Hostile and benevolent sexism as complementary justifications for gender inequality.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2), 109-118. https://doi.org/10.1037/0003-066x.56.2.109

作者：Dora、Xhaien、Lynn、Linjin | 排版：平原

编辑：Dora、光影 |封面：Rachel Tunst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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