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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既是一国文化的最低努力，更是一国文化的最高努力

2022-03-28 14:02:48 来源：今日社会看法

我们还可以发问：究竟我们今天用的这套中文，是从哪儿来的？我认为就两个来源：其一，无名作者；其二，有名作者。

一个老观点：汉语文化的土壤孕育不出现代思想、科学

曾读过一篇文章，说的是：中华文化的土壤究竟未能孕育出西方那样的思想科学（哲学为代表），汉语是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汉语以其特征，如形象力强、混沌的思想特征等等，终不会以“科学”的面貌出现：以致必须以科学去支撑的很多东西，在汉语这片地基上造不出来。

观点是老观点。我不停地找朋友、网友来看。居然很多人说“理解不了”：“语言不过是一种工具嘛”、“表达不了思想，和语言有什么关系”、“找个新手去开最先进的战斗机，战绩不行，怪飞行员还是战斗机”（尽管我很欣赏这个比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其中，对“语言就是工具”这一根深蒂固的判断，我尤其不能认同。

一个我很欣赏的比喻：找个新手去开最先进的战斗机，战绩不行，怪飞行员还是战斗机？

语言兼有工具性和启示性，不只是交流工具

展开讨论前，我需明亮的观点是：

语言既是一国文化的最低努力，更是其最高努力。它是兼有“工具性”、“启示性”而存在的。

最低努力，对应“工具性”，此即很多人认为的：语言就是工具。

语言的最基本功能是“交流”，就是“让人听懂”，它的出发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就因为有“自己”之外的别人，交流必须发生，如何发生下去？必须大家伙能彼此听懂。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开头即描摹此种场景：

这块天地还是新开辟的，许多东西都叫不出名字，不得不用手指指点点。

——指指点点到后来，就是语言。

此所谓“工具性”，是一种最基本的语言功能。

一方面，肇始于人类群居的形态，群居——为生存，就必须团结，团结需要交流；另一方面，“交流”本身又延伸出工具实践、工具想象，如摆在工艺品店里出售的越做越复杂的瑞士军刀（不全是真正的军刀）。交流对应的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两人到三人，变成社会关系。社会关系又随着文明的进步、文化的精致，越来越复杂。

岂止“喂，吃饭了吗”是交流，法律公文也是，“讨粤匪檄”也是。所有这些，其本质出发点就是：让人听懂。

交流本身又延伸出工具实践、工具想象，如摆在工艺品店里出售的越做越复杂的瑞士军刀（不全是真正的军刀）。

语言的最低努力相似，但最高努力差别很大

正因为“交流”本身拉开得如此大的格局，几乎涵盖我们日常对语言的一切诉求，很多人会觉得：交流就是一切，所以语言是工具性的。语言的起点的确是工具：我们这里说“树”，英语国家说“Tree”，没什么特别的不同。在这一层面上，语言非常对等。留学生在国外就发现：日常生活的交流，初中英语的词汇就够用。

可为什么我们总有一些中国话，是难以翻成英文的？总有一些中文大作，放在英文的鱼缸里，它是不会游动的？

反过来，一些欧美国家过来的文化概念，与中国故有的说法也是对不齐的。如李欧梵《小说的当代命运》一文里提到“literature”并不是中文里“文学”的直接对应。literature，广义是文献，狭义才是文学，更狭义是文学学科。中文的“文学”是从日文的“文学”（bungaku）转译而来。在古代，“文学”一词固然有，比如《论语》里“四科十哲”的“文学”，但那时并没有英语意义上文学这一门学科。章太炎《文学略说》里的“文学”，如他自己所说：也是“文章之学”，不是文学学科。

章太炎《文学略说》里的文学，如他自己所说：也是“文章之学”，不是文学学科。

我们起码在游走中文、英文时常会遇到这种困难，很多不对等不是工具意义的不对等，不是我这儿有“树”，你那儿没“Tree”；也不是我们的“银行”一词打银质货币的交易来（先前有银行形态，而不叫这个名字），而你那边是河岸（bank）贸易来。说得笼统点，文化不一样。

回到本文的主题，尽管文化的最低努力一样，在此层面交流无大碍；但最高努力差别很大。

语言本身的“启示性”的堆积成就“最高努力”，启示性是什么？当然包括该语言背后的哲学资源、科学基调，但我的话不说得那么大。

——所谓启示性，至低是美学意味。它和一国文化是相互镜鉴、天上白云对地球引力的关系。

语言的启示性，至低是美学意味。它和一国文化是相互镜鉴、天上白云对地球引力的关系。

我们今天用的这套中文，哪儿来的？

我们还可以发问：究竟我们今天用的这套中文，是从哪儿来的？

我认为就两个来源：其一，无名作者；其二，有名作者。

工具性的中文基本是由无名作者创造的

（也有《诗经》等例外，但编纂者基本是明确的）。“树”的说法就很难说是谁发明的，很多网络用语也不太清楚来自于哪个个人，还有源远流长的无数的俗话俚语。无名作者之所以无名，原因之一在他们同时创造：路人甲看到“树”，叫了声“树”；路人乙看到“树”，叫了声“X”。他们同时以某个语词明确了“树”的概念，但是经过历史选择，“树”获胜了，进入了字典。而“X”作为方言，可能也保留下来。

要明确的是：工具性的中文并不低级，它和启示性的中文不是进化论中前者和后者的关系。工具也在不停地发展，启示也在发展，它们如中华文化的两边江滩，是其中的历史主体向两边同时汹涌、潜流的结果。

但启示性的中文往往是归功于有名作者的。

它的总量远远少于无名作者的工具性中文，应用范围也较之狭小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启示性中文的有名作者，我们可以认为就那么几个。后世的所谓“再创造”，无非涂脂抹粉，或东吴搬家到西蜀。比如随便翻翻《孟子》，就发现它是地球上的海洋，后来人再怎么欧亚大陆、美洲大陆，都无非被它托在上面。

甚至我们如果不曾有《孟子》，今天的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话，因为明察秋毫、出尔反尔、同流合污、自怨自艾等等的成语要从中文里摘掉，或变化。

我们如果不曾有《孟子》，今天的中国人不会这么说话。

启示性中文非常有个性

有名作者创造的启示性中文非常个性。

爱迪生即便弄不出灯泡，过些年别人发明出的那个也不会和他那个长得多不一样。但无数诗人去过庐山，前前后后，“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只有李白；无数诗人仰望过明月，连外国的济慈都可以算上，“对影成三人”、“疑是地上霜”、“我今停杯一问之”的还只是李白。

为什么会这样？美学是有规律，而无规范的。甚至大科学家的重要发现，也有他们个人的美学系统在其中。旁人万事俱备，那点个性的东西没有，也弄不出来和他们一模一样的东西。启示性的中文是附着于这些独立的美学系统的，是从个体的哲思深处徐徐走出，并最终也要走向另一个个体为美学、哲思——起码为精神的动态的。

无数诗人去过庐山，前前后后，“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只有李白。

无作者、工具性的中文的起点是社会关系，这是一种人的本能；有作者、启示性的中文的起点是人与自己灵魂的关系，这是一种中国哲人、诗人独特的人性本能。

由“人的本能”而“人性本能”，就是工具到启示的距离，此非相互追赶的距离，是此岸江滩到彼岸江滩的平行距离。换句话：相望，但永不相见；而通过浩瀚流去的中华文化的主体，及飘渺其上的千里通波、江枫渔火，时时地互相感知。

工具性中文与启示性中文通过浩瀚流去的中华文化的主体，及飘渺其上的千里通波、江枫渔火，时时地互相感知。

中文的困境：异化、平面化、符号化

我们以粗暴、武断地口吻，甚至可以说：无作者、工具性的中文是我们为别人的，而有作者、启示性的中文是我们向自己的。偏偏前者为公，而其实承担着整个自私社会及自私话语；后者为私，而内心的光一旦挣脱出去，“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却都被光芒招呼着变成他们私家的。所以佛家认为：每个人身上都住着无上菩提。中国文化妥善接受了佛教，尽管如鲁迅讽刺的：

佛教初来时便大被排斥,一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作诗的时候,“三教同源”的机运就成熟了。

——但佛教同中华文化的主流，同孔孟传统实在是染色体不同的亲双胞胎。鲁迅本人就读了不知多少佛经。

之所以提出语言的启示性，尤其中文的启示性，而不仅仅强调其工具性，在于我比较认同那篇文章里说的：

在汉语思想中断已久的今天，汉语，已经与思想无关；除了律令、经营商业广告、表达个人经验，以及骂街或其他零碎的用途外，汉语，告别思想已经两千多年。

——

我们今天用的这套汉语，完全沦为一种交流工具，充斥着无作者的、粗陋的嫁接、臆造，启示性非常有限。侧面也可看出目前的中国在文化最高端上的努力多么的与灵魂无关。

在我看来：中文的异化、平面化、符号化，与尼采《悲剧的诞生》里评估的希腊悲剧的灭亡不无相似：

希腊悲剧的灭亡不同于她的姊辈艺术：她为了一种难解的纠纷自杀而死，所以是悲壮的牺牲。……希腊悲剧一死，到处都深深感到莫大的空虚。正如昔日在提伯玩斯时代希腊舟子们在荒岛上听到凄厉的哀叫：“大潘神死了！”……“悲剧死了！诗歌也随之而灭亡！”……

——旧中文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没有伴随着新中文作为儿孙的茁壮成长。旧死而无新生，有如此深厚传统的一种语言，其下竟充满塌陷，你在上面行走，说着就掉入“莫大的空虚”里。

尼采《悲剧的诞生》：“希腊悲剧一死，到处都深深感到莫大的空虚”。

有没有办法救济困境？很难

人抱着偷懒的本性和国家普及教育的需要（当然还有鼓吹革命的目的），繁难的文言文是很容易被打倒的。文言文不在了，旧白话的传统本可以被健康传袭下来。但连番战乱、动荡，把中国社会牢牢地裹挟在生死、斗争附近。民间不得其安稳，学界不得其自由。久而久之，舒活的旧白话变成了顽横的新白话和其他更顽横的新白话子类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