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即时：人力资本，是伴随着人口自身而存在的，人力资本投资有哪些形式？

中心、外围理论。中心、外围理论原是阿根廷经济学家Prebisch年研究拉丁美洲经济发展问题时提出，理论认为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资本主义国家是生产结构同质性和多样化的"中心”，发展中国家是生产结构异质性和专业化的“外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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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技术进步及其传播机制在“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不同表现，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显著的差距，但这种差距并未将他们分割成两个独立存在的经济体系，而是互为联系的存在，构成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

1966年，Friedman在《区域发展政策》一书中将该理论引入区域经济学中，并延续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创建了区域经济学中的中，外围理论，也称为核心外围理论，用来描述城市空间中创新的相互扩散和极化发展。

弗里德曼认为，任何空间经济系统均可分解为不同属性的中心区和外围区，中心区是具有较高技术创新能力的社会地域组织子系统，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技术革新,空间系统中的中心区可以有全球级、洲级、国家级、大区级和省级水平；

外围区是依附于中心区的另一个社会地域组织子系统，其发展方向主要支配于中心区，外围区的技术创新往往依靠中心区的扩散，中心区与外围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但技术创新活动和经济发展不均衡的局面，弗里德曼称之为城市空间的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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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技术创新从中心区扩散至外围区，中心区城市系统地向其所支配的外围区传播技术创新成果，中心区要素资源部分地回流至外围区，外围区也参照中心区的发展模式开始出现工业聚集，形成了资源要素在中心区和外围区自由流动的平衡发展状态,弗里德曼称之为城市空间的扩散。

根据弗里德曼的中外围理论，中心城市对外围周边城市的技术创新活动具有方向相反的两种效应，前期表现为对外围城市要素资源的吸引和聚集，产生的“虹吸效应”或者“集聚效应”抑制了外围周边城市的创新，加大了中心城市和外围城市的技术创新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

后期表现为对外围城市的创新成果传播，产生的“辐射效应”或“溢出效应"促进了外围周边城市的创新，逐渐缩小了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技术创新差距，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

弗里德曼继续指出，随着空间系统中心区和外围区之间要素、信息交流的加强，创新不断向外围区扩散，随着扩散作用的蔓延，将超越原本的中，外围区域，甚至可能引致外围区取代原有中心区或者形成新的中心区，这样多核心(中心)的技术创新发展网络就会逐渐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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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创新体系与区域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被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定义为知识技术和创新活动在国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各种机构间相互联系和相互扩散所形成的网络体系，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创新表现。

企业是进行技术研发的中坚力量，是国家创新体系中最重要的创新主体，企业将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知识应用转化为新产品和新技术，促成了知识创新体系成果的转移和转化，同时企业也需要根据市场对新产品的反应相应改良，这就要求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发达国家的企业往往会参与到知识创新中，特别是知识技术创新；

中介服务机构是创新活动分工的产物，为各创新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平台、交易场所及其他各类服务，有助于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交流，也促进了创新活动成果的快速落地。

国家创新体系强调了各独立创新主体间的相互交流，这主要表现在企业和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间的有效互动，加强高等院校知识的传播，加快科研院所技术的研发，加紧企业对知识技术成果的转移转化，并通过市场对企业的反馈作出进一步的知识、技术创新，形成产、学、研相结合的开放型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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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地区要加快崛起，在农业和能源产业探索技术创新，形成具有中部特色的新农业、绿色能源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要发挥区域特色，运用新技术进行有效的环境治理，发展特色旅游产业，形成西部特色创新体系和创新经济增长极；东北部地区要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引进新知识技术进行产业改造升级，在东北部地区形成新产业和新基地。其次,区域创新体系强调各区域之间创新活动的交流合作和创新成果的传播扩散。

各区域创新体系既是相互独立的创新发展极，也是相互联系的创新建设联盟，要加强各区域之间的有效互动，发挥高水平创新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适当时进行对口帮扶，从而促进各区域创新体系的协调健康友展。

人力资本相关理论。传统的实物资本的增长只能解释大多数国家收入增长的一小部分，为了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学者们开始关注非实物资本，如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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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ker认为人力资本投资有许多形式，其中包括学校教育、职业培训、医疗保健、移民和寻找价格和收入的信息等，与传统的资本概念一样，人们在教育、培训、医疗保险、人口流动上的支出也应该被视为对资本的投资。

只不过这些资本投入所产出的是人力资本而不是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增加人们的知识，提高人们的技能，改善人们的健康，最终增加人力资本投资者的货币收入。

人力资本是伴随着人口自身而存在的，人们可以把一个人和他的实物或金融资产分离，却无法把一个人的知识、技能、健康或者价值分开。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的论著引证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第一，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所花费的成本不仅包括教育、培训、医疗支出等直接成本，还包括了间接成本，即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期间放弃原本劳动所能获得的收入；第二，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能在未来期间获得更多收入；第三，只有当预期收入超过投资成本时，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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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动或劳动力流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一种重要形式。劳动力流动符合人力资本投资的行为特征：首先，劳动力流动所花费的成本包括了直接的交通成本、时间成本，也包括了间接的机会成本；其次劳动力流动的的主要驱动因素是经济因素，最主要目的是为了未来期间能在流入地获得更高的收入；

最后，劳动力流动与否是由预期收入与预期成本共同决定的，只有当预期流动收入超过流动成本时，理性人才会进行人口流动。

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和户籍制度限制的宽松，人口流动的范围也愈加广泛开阔，随之而来的人口流动费用和成本也会越来越高，而日益走高的劳动力流动成本并未阻挡流动人口的高增长规模，原因在于劳动力预期可获得的收益更高，即进行此次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高于投入。

市场经济下的人口流动和劳动力流动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从个人层面来看，人口流动是劳动力的自主寻优选择行为，流动劳动力能在自身水平上创造更高水平的收益、实现更高的人身价值，是一种自我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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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层面来看，人口流动是人力资本合理优化配置的实现过程，人口流动可以改善初始劳动力分布的不均衡，调剂不同地区劳动力资源的余缺，进而优化不同地区人力资源的配置，是一种社会性的投资。

人口流动会改变人口的初始分布和人力资本的初始配置，对流入地和流出地人力资本产生直接影响。一般认为，人口流动会增加流入地人口和人才的数量，流入地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得到有效提高，基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正向关系，人口流入城市会形成人力资本增长一内生经济增长一人口流入的正反馈过程。

人口流动对于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影响却存在争议，学者们认为人口流动对流出地人力资本的影响既存在抑制效应也存在促进效应。

抑制效应的作用机制在于人口流动往往伴随着人口和人才的流失，流出地人力资本的数量和质量均被削弱，人口流出城市易于形成人力资本削弱一经济不增长一人口持续流出的负反馈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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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流出地多为农村地区，流出人口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根据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产出为零，故在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无限输送给现代工业部门之前，人口流出对于流出地的人力资本的削弱作用并不明显。

只有在传统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结束，农村剩余劳动力边际产出不为零时，人口的流出才会削弱流出地的人力资本，因此，人口流出是否真正削弱流出地人力资本水平需要根据流出地初始人力资源规模和流出人力资源规模共同决定。人口流动对流出地促进效应的作用机制存在于两方面：

第一，人口流动会提高流出地未流动人口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回报率，人口流出发生率越高，流出地未流动人口认为进行人口流动带来的预期收益越高’即对人口流动所带来的人力资本投资预期回报率越高，进而带动流出地未流出人口对自身进行人力资本投资，以便进行下一次人口流动，从而提高了整个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

结语

第二，流出人口的回流返乡有助于提高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由于人口流动并不全部以家庭形式进行，不少流出人口的家人、亲友和社交网络已然保留在流出地，在流入地接受过良好职业技能培训的流出人口已经具备更高的人力资本，返乡创业可以增进其与流出地未流动人口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提升整个流出地的人力资本水平。

关键词： 人力资本投资 技术创新 弗里德曼